在鉴定中心,从邓亚军的办公室到实验室只有几米的距离,“我们拿到样本,首先要做的是清洗、提取、研磨,很多道工序,然后要把样本送到机器里面处理,有两种机器,一种是16根的毛细管,另外一个是48根毛细管。一根毛细管对应一个样本,16根毛细管的机器可以走16个样本,48个毛细管可以走48个样本,亲子鉴定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。”
如果是血液样本,从提取血液,到DNA提取、扩增,然后用机器显示结果,分析,一个流程24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。通常为了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和可靠,不同的试验人员分不同批次,每份结果进行复核,之后进行计算,出检验报告、附上相关材料。
随着技术上的成熟,鉴定中心一年就完成了3000多例来自各地的亲子鉴定,而且公司网站上的案例数字还在不断地递增。然而,这项业务对邓亚军的影响更多却在技术之外。“走进亲子鉴定中心的人形形色色,困扰的问题却是同一个。仪器、试剂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,检测的却是人类复杂交错的情感。”有人开玩笑地说她“不道德”,邓亚军十分无奈,她解释道:“无论是DNA鉴定还是法医临床门诊,对于任何一件涉及到司法物证鉴定的案例,公平公正是其灵魂所在。”
让人欣慰的是,DNA鉴定技术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解决长期性的社会问题中,DNA数据库就是邓亚军带领中心正在致力于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。5·12汶川地震后,DNA鉴定技术在遇难者的身份认证工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而为暂时没有找到合适配比的遇难者和寻亲者分别建立基因数据库,则可以保证未来找寻死难者的亲属们提供一份最可靠的凭证。前科人员的数据库,则是为了防范这些人的二次犯罪,或者是破坏了一些以前的积案而建立的数据库。
几年来,DNA数据库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。给邓亚军感受最深的,是她为南方寻亲老人建立的DNA数据库。上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,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席卷全国,苏浙皖等地很多贫困家庭被迫将无力抚养的婴儿送到全国各地,“现在送走孩子的老人已经七八十岁了,他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就想找回曾经送走的儿女,如果根据体貌什么的,只能是大海捞针了。而建立了数据库,老人把自己的数据送过来,若有这种需求的儿女找过来,进行自动比对,针对性会强一些。”为了我国几十万寻亲需求的人们,邓亚军于是设计了完善的寻亲人数据库。
在江苏宜兴举行的第一次寻亲大会上,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前去进行取样工作,结果被寻亲的人们赶了出来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记忆和直觉。邓亚军他们没有气馁,而是继续向寻亲的人们宣传DNA鉴定的科学性和益处。第二年,寻亲会举办方正式邀请他们加盟,为有认亲意向的人们进行科学鉴定。
十几年一路走来,经历过生死考验扛起过国家责任的邓亚军,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外表娇小、说话声音怯怯的青涩法医,在破解生命密码的途中,她致力于还原生命的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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